12月8日，在由团上海市委、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中，“新职业”青年的发展问题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热门话题。

“外表看起来很光鲜，收入是知名足球、篮球球星的两三倍，但总是感觉不稳定。未来职业发展前景堪忧。”RNG电子竞技俱乐部英雄联盟战队负责人阮琛把电竞青年的困惑抛给了在场的代表、委员。

记者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网络主播、电竞选手、网络作家、快递小哥等为代表的“新职业”受到青年追捧。来自前程无忧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其平台上直播相关的岗位有近5.5万个，10月、11月两个月，有超过19万人次投递简历，其中本科、专科是求职主体，两者相加超过八成。

电竞“小选手”职业前景堪忧

近年来，电竞行业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尤其受青年群体追捧。但阮琛告诉记者，电竞选手年龄通常在14岁-25岁，这个年龄段，很多人还在上学，入局电竞，就意味着放弃学业。与之同步发展的，是这个行业的超高收入，“顶尖选手被很多青少年视为偶像，觉得可以把电竞作为奋斗终身的职业”。

但电竞行业的职业寿命很短，只有10年左右。有人说，电竞行业那么多管理岗位、行政岗位的高薪工作，反哺给退役选手不就行了？但阮琛告诉记者，由于在本该学习的阶段放弃了学业，很多电竞选手缺乏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退役选手能顺利进入电竞行业工作的少之又少，“能不能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业？之后还能重回电竞行业”。

阮琛还注意到，由于教育缺失，年轻的电竞选手频频曝出负面新闻，“赚了钱，不会管理资产，不懂法，没有职业规划。”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与电竞厂商、俱乐部联合，一起为电竞行业的青少年提供科学培训。

市人大代表、上海柔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若冰也注意到“新职业”随机、碎片化的特点，“我们传统行业，做一个项目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人来做，但‘新职业’的生命周期很短。”他说，新行业有着极强的造富、造星能力，也吸引了很多青年，但对从业人员的引导和培训尚未跟上，“他们迫切需要职业规划，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这些行业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会显现。”

对此，上海市人大代表、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许鸿蕨介绍，人社部门有专门针对企业的培训补贴政策，具体到新经济领域，这些政策尚在细化中。

“新职业”青年关注：交社保、孩子读书

前程无忧公关部负责人张褀豪介绍，根据该求职平台的调研，“新职业”也会带来新问题，“我们发现新职业从业者，在劳动合同、五险一金、工作稳定性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他建议，相关政府部门从职业化教育、异地就业保障（包括子女就读、住房、灵活用工）、薪酬计时等方面在某个区域做局部试点，“这样可以保证这些新行业、新职业未来朝着良性、可持续方向发展”。

网络作家府天特别关注自己的社保缴纳问题。“我们网络作家都是自雇群体，我们和网站、出版社签订的授权的合同，我们不是公司的员工，没法交社保。”她说，存在“想交社保没地方交”的窘境，不少网络作家只能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挂靠在一些小公司里违规交社保，“其实没拿工资，也不在人家那里上班”。

不仅要自己缴纳社保，网络作家们还凭空多交了一笔税。“多了一个收入，其实你又没有拿到这个收入，但你在扣税的时候，个税综合清缴的时候这个收入要加进去。”府天说。

如今，针对网络作家的培训不少，府天本人也参加了很多。但她认为这些培训对网络作家其实意义不大，“我们基层的网络作家，其实更加需要一个组织。”

她介绍，上海现在有“网络作家协会”，但协会主要是公益性质，暂时起不到为网络作家群体呼吁呐喊、争取政策的作用。

网络作家对培训不是特别看重，但网络主播却“特缺培训”。上海张铁军翡翠电商部门主管梁超博本身也是一名电商主播，他注意到，现在很多主播为了带流量，开始无底线，“所有直播都以流量为基础考核标准。为了流量，主播拼下限，供货厂家压缩利润、降低成本，频繁出现假货”。

22岁的梁超博已在电商行业打拼了3年多。他金融工程专业毕业，在校期间自学服装面料学和宝石设计，从大二开始开办微店和淘宝店。他认为，目前网络主播缺乏行业标准化管理，“我们卖产品，却自己也看不清产品的真假好坏”。他建议，针对专业性比较强的直播销售产品品类，有关部门应与平台方一起，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训，“保证消费者利益和市场标准，这样这个行业才走得远”。

闵行区人大代表、上海悦管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尉是家政行业的代表，他花了3年时间来研究如何给优秀的技能劳动者解决孩子读书、在沪落户的问题，却没有结果。

“现在的人才待遇主要基于学历，本科、硕士、名校的一积分，一下子就够120分了，就可以解决孩子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了。但技能蓝领，怎么积分？”李尉建议，技能劳动者应该有一套自己的积分评价体系，这样才能解决城市服务业人员数量、质量短缺的发展问题。

“新职业”亟待有效制度供给和行业组织

闵行区政协副主席王一力告诉记者，当前，针对“新职业”青年群体的调研还停留在个体层面，“特别需要像共青团这样的组织，把1000个‘新职业’青年变成10个组织，这样我们沟通、服务的效率就能提高”。他认为，针对“新职业”青年的发展问题，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制度有效供给”和“有序组织化”两个问题。

闵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倪学斌也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介绍，此前闵行的街道党工委和工会一起，把区域内的网约送菜员聚集在一起成立了行业工会。但在工会组建过程中，却出现了找不到行业主管部门的情况。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放说，下一步针对新职业青年发展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理论研究，二是实践探索。前者主要目的是给“新职业”划定一个概念上的外延，研究“新职业”的特点、特色以及发展趋势，还要有说服力的综合分析报告，研究不同发展阶段行业生态的分布；后者则要把理论用于实践，提出促进“新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

毛放说，根据人大此前的调研，上海市政府层面已经出台较多有关“新职业”发展的规范、政策和配套文件，“政府部门也是绞尽脑汁，针对‘新职业’‘新经济’用了很多打补丁的政策。有些政策已经在发挥作用，有些政策尚未发挥作用，有些政策公众还都不了解”。他指出，精准服务、个性化服务背景下，政府部门急需破解“新职业”发展这个新命题。

此外，毛放也建议以共青团为代表的群团组织参与帮助促进“新职业”形成行业组织，“促进他们走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大家都是个体从业者、一盘散沙，就很难发挥作用”。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作为共青团工作的一大品牌，旨在引导青少年有序政治参与，有力推动了一些青少年普遍性权益问题的解决。

“通过直接沟通，既是一个强化理解、有序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工建议、雕琢完善的过程。让更多青年意见建议搭上‘绿色直通车’，目的就是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广大青年群体真正引领好、服务好。”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主任周建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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